北大人习惯而亲切称呼的“蔡先生”，是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，但他最突出的地位和贡献，就在于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位最卓越的教育家，他懂得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特点、规律，他毕生的心血，也主要倾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。事到如今，蔡先生当年的某些具体主张，如实行男女同校、提倡白话文、大学向社会开放、普及业余教育，等等，早已成为现实，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。然而，重温他的有着丰富内涵的教育思想，特别是他的高等教育观，回顾百年沧桑，对照当前教育现状，却又感到反差甚大，令人焦虑。笔者把近来萦回脑际的问题，试撮其要者言之：
一曰“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。这是1917年蔡先生到北大的就职演说中阐明的。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，他又重申：“大学为研究学问之机关，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，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，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，亦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。”他把学术研究提到首位，把大学定位在学术研究上，这是他针砭时弊而又深谋远虑的见解，可谓把握了高等教育的思想命脉。从民族振兴、国家富强的要求上着眼，他说：“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，而且要光荣的立住，——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。”同时，教学质量的提高，有赖于学术研究的开展，而各种专门人才，也只有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，才能如沐春雨，迅速成长。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，有利于更新观念、增强主体性和学术文化的交流，但急功近利之风盛行，升官发财的观念甚为滋长，既损害学术研究的环境，又冲击崇尚学术的传统。特别是某些只重官位、人情、关系，不问学识、才能、水平的现象，和缺乏学术规范，甚至弄虚作假、谋取名利的种种状况，与蔡先生的风范相对照，实在是令人汗颜的。
二曰“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。这是蔡先生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，也是在繁荣学术、培养人才上最见成效的方针。人们对这一方针似已熟悉，并且肯定它的历史作用，却往往并不深究它的合理根据和深远意义，有人甚至宣称它已“过时”，因而不予重视。蔡先生提出并坚决实施这一方针，固然是针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适应了学术繁荣、发展的规律。正如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，他说：“大学者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，即兼容各种学派和学说，广纳各派学者和人才，使各派学说竞相争长，各种人才脱颖而出。这不但在北大校园内形成了学派林立、名流云集的局面，并且开创了一代新风，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一种严谨治学和自由探讨的学术传统。这是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的基本的经验和特色。历史的事实说明，学术文化上的兴衰起伏，都与是否坚持和发扬这个传统密切相关。蔡先生的这一方针，既吸取了西方文化、教育传统中的合理成分，又弘扬了我国传统思想中万物“有对”、“和而不同”的主张，以及文化脉胳的“会通”精神，有着辩证思维的深刻依据，蕴含着永久的生机与活力，它怎么会“过时”呢？
三曰“以美育代宗教”。提倡美育，“以陶养情感为目的”，“与智育相辅而行，以图德育之完成。”要求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塑造健全的人格，培养理想的人才，这是蔡先生教育思想中相当独到的方面。与近代某些中外思想家相似，他将世界分为现象界与本体界，但他视若一纸之两面，二者不可分离。一般的“实利主义”或“军国民”教育，执着于现象界，只求现实的幸福生活，而宗教则试图追求超脱现象界的彼岸世界。唯独具有普遍性和超功利性的美感和美育，可以陶冶美的人格与性情，成为由现象界而达到本体界的津梁，从而起到其他教育手段所不能起到的作用。蔡先生上接中国礼乐教化的传统，又与西方的教育学、美学中的积极成分相融合而强调的美育思想，在当时虽有些曲高而和寡，难以认真贯彻，但在今日市场经济大潮中，迫切需要净化环境、净化心灵，培育人际和谐的氛围，加强美育实是当务之急。在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，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，以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，更应认真研究蔡先生的美育和整个教育思想中的珍贵遗产。
总之，蔡先生的教育思想融合中西、深蕴哲理，具有向现代转型的预见性和超前性的特点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在热闹非凡的校庆场面过去之后，人们应当冷静下来，认真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北大的基本传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继往开来，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。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蔡元培式的教育家，我们的整个教育事业，在呼唤着蔡元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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